采访汪少杰先生是在他奥美上海的办公室中。

虽然是第二次见面，可能还是有点陌生。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他是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有没有故事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中华人。”他的回答，让我感觉到有点意外也有点迷惘。随后我说了一堆关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先生主持的“口述自传”的话题。接下来汪少杰先生就顺着这个思路，让时光回到了他的童年。我这才明白他给自己下的“大中华人”的定义的内涵。

汪先生出身于大中华的香港，一家四口，除了他之外，还有爸爸、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分多聚少，各在东西。爸爸在菲律宾经商，妈妈在日本做房地产，姐姐又在香港。读完小学五年级后他就去了台湾读书，跟姑妈姑父住一起。姑父是陆军少将，非常严厉，一犯错就罚跪，再错就会挨打。由于是军人家庭，他和姑父一家就住在供军属住的眷村里。但是当时小少杰却读的是美国办的贵族学校，眷村和美国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哪儿他都被认为是一个外来者，在眷村他是一个说着粤语的小广东，而在美国学校他又是一个住在下层眷村的异类。这种环境慢慢地反倒培养了他比较独立的个性。

中学毕业之后他短暂得离开了大中华，去了美国读大学，念土木工程专业。一个华人在美国也算是一个外来人。很多华人也都组织了一些中国同学会，但是他没有加入。因为他觉得这么远跑到美国来读书，就应该学习美国的文化，融入美国的生活，如果一直和中国人混在一起，到最后连英文都讲不好。

因为一直在外面读书，难得回一趟香港。所以在他大学放假的时候，就怀揣着一千多美元，回香港休息。

年轻的他，充满了活力，时常去泡吧、跳舞。没多久从美国带回来的钱就花完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琢磨，该挣点零用钱了。他姐姐一直在香港，所以通过她的介绍认识了两位老总。一个是国泰航空公司的华人总经理，上海人。另一个是香港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也是上海人。见完了国泰航空的老总，先是觉得在航空公司工作挺有趣的，做个“空中少爷”，飞来飞去的看起来很惬意的样子。然后又去见了广告公司的老板，去之前年轻的少杰对广告一无所知，除了电视里看到过广告片之外，从没把广告跟自己放在一起联想过。见面之后广告公司的老板许诺600块港币一个月的薪金，而国泰是500块港币。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块港币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于是看在100块港币的份上，就先让飞来飞去，做“空中少爷”的想法搁置了起来，懵里懵懂地选择了进广告公司。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做成“空中少爷”。而是像吸食过广告的毒瘾一样再也离不开广告了。在他几十年的大中华广告生涯中尽管有过两次短暂的“出走”经历，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广告行业。

少杰前后两次离广告业“出走”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是四年。第一次（时间）是去做时装生意，当时有个客户是做牛仔裤的，在香港卖的很好。下面有个市场经理就叫少杰和他一起出来单干。少杰负责推广，这个市场经理负责设计。一开始还觉得做服装也是蛮好玩的。后来时间长了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得劲。每个季节都要分析潮流然后再设计，并且还时常要去日本看它们那里在流行什么款式、颜色。最糟糕的是，服装生意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在圣诞节的时候还是三十度的气温，那么你还在卖羊毛衫就算完蛋了。做了两年之后还是回来了广告本行。

第二次（时间）离开也是因为一个朋友，台湾人。当时他在上海搞房地产，汪少杰先生也正好帮达彼思在中国布好局，首先在广州开了合资公司，而后在北京开了分公司、最后又在上海开了家分公司。忙完这事，他正好想出来休息一下。就答应台湾的朋友一起开始卖房子。在他看来，卖房子是一个没有挑战性的工作，主要就是资金上的运作。等房子卖完之后他又回到了广告行业。当我问他会不会有第三次出走的时候，他大笑着说，不可能有第三次了。再有第三次，就是退休了。退休之后他也不会闲下来，会找轻松一点的事情去做，但是肯定不会是服务行业了。可能开个小店，很随意，很休闲，没有买卖的压力。

记者：什么因素促使您一而再的离开后又回到广告界？

汪少杰：做广告就象吸毒一样，很上瘾，舍不得走。因为很少有行业能给你有这么大的发挥空间。有自己的创意，待遇也还不错。可以自由发挥，而且还有客户来买单。加上我还是一个多元化的人，喜欢了解很多不同的范畴。让我持续去关注同一个事件，只做一种产品是很枯燥的。不管是什么产品，在了解了产品之后，一天二十四小时跟同样的东西打交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下去人会变得很机械。但是做广告就不同，它很有挑战性。如果我做广告，我就会遇到不同的客户，接触不同的商品。如此一来我接触的范畴就会很多，每天面对的挑战是不同的，无论是市场、产品、客户和品牌，还是危机也都是不同的。

记者：进入广告行业之前，对广告的了解主要来自哪里？

汪少杰：在读大学的时候卖过杂志，做过推销。这对培养我的推销技巧很有帮助。来广告公司之前没有特意关注过广告，只是看到过一些广告。最开始听到广告里面的歌曲时还觉得蛮幽默的。我刚刚也提到我进入广告公司的故事，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一个巧合。但就是这个巧合使广告成了我终生热衷的事业。

记者：依据您前面所说，您是带着一张白纸进入广告行业的，进去后所从事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遇到过什么障碍没有？

汪少杰：虽然我是带着对广告认知的空白进入广告行业，但是我个人认为进入广告行业的门槛是相对较低的。基本上只要思维够清晰，肯用心去学习就行。因为广告既非纯科学也非纯艺术，没有绝对的对，也无所谓绝对的错。所以刚进广告行业时，虽然不是科班出身，还是可以应付。

刚进广告公司首先做的是“西装”，就是现在常说的客户服务部（AE）。尽管我的工作职责是和客户打交道这种比较理性的事情，但是我个人在艺术、创意方面的兴趣也很多。在闲暇之余也会拿起笔来画画、写作，只是没有大量的时间去投入做创意。

刚开始做广告的时候，有时创意人员给的作品我不是很满意，就让他们去改。但是他们凭着自己十几年的经验怎么也不愿意重新改。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就只能自己动手做产品的广告创意，没想到后来在客户那里通过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了。这样的情况可能现在在一些广告公司也会发生。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叫所有的客户服务人员都去自己写创意，但我觉得想要做成什么事情自己都要去体验这个过程，这样你才有发言权，下次才会做得更好。

记者：是什么原因支撑您在广告行业坚持了这么久？

汪少杰：从事广告行业，比较能产生满足感。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份满足感支撑着我沿着广告轨道一路走来。因为当你拍出一个好的广告，你会感到你是在影响别人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或者当看到自己做的广告、广告歌都很流行的时候，就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一定程度上说，广告就是一种流行文化。

记者：您是如何来支配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

汪少杰：年轻时喜欢运动，近二十年就很少有时间运动了，主要是太忙了。尽管很忙，看电影的习惯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从电影中可以启发很多创意，帮助我洞察人性。同时也能让我了解到最新的流行文化。在优秀的电影中总会有比较特别的东西在打动你。我就会想要去了解它为什么打动了我。

当我看到充满人性，非常感动人的电影时，我也会随着剧情的发展或悲或喜，在电影中，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以前的电影，演着演着突然间就开始唱歌了，那时觉得还蛮有趣的。完全是为了娱乐。现在看电影的要求变得很高了，但科技发达了，很多温情的剧情被冰冷的技术取代了，电影中人性的成份越来越少，真正能打动人的电影也不多了。

最开始看电影时，电影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黑白的，非黑即白，价值判断非常简单，对与错也是泾渭分明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增加，我看电影的眼光也变了，面对问题，加入自己的思考分析。

除了看电影之外，我也很喜欢逛街。我所谓的逛街着落点不在于逛而在于街。英文叫“People Watch”，就是找个地方，坐在靠窗的咖啡店里，观看路上来往的行人。看着别人在你面前若无其事的演绎着人生世相，可以让你在感慨人生之余，又凭添一分对人世的不同了解。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广告这个行业需要吸收人生，我们应该象海绵一样吸收各种不同的人生世相和经历。在方便的时候我也会去博物馆看画廊展览、古董。

记者：电影在您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您能具体谈一下给你留下印象很深的电影吗？

汪少杰：我这个人什么电影都看。我不会带着某种偏见去看某一类型的电影。所以在看电影时我只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观赏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部老片——出自殿堂级大师大卫里恩之手的《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当时没有DVD，但是用70米的大荧幕来放，场面恢弘，配乐非常感人，故事也很特别，男主角是一位接受过文明教育的英国人，跑到一个还未被现代文明洗礼过的阿拉伯，他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外来文明的入侵者，争取自身的自由。

记者：就我所知，很多创意人都非常乐衷于观看艺术电影，作为创意人的管理者您如何看待艺术电影呢？

汪少杰：我也会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主要是欣赏它们的表现手段。但是很多广告人看这种类型电影有一个毛病：他们喜欢把艺术电影中学到的表现方式套到广告创作中去。这并不是不好，但在我看来，成功的广告除了技术之外更需要打造一种形象，让人能够深刻的去领会，记得，有感动。而使人们最有感动，最记得的是人性化的东西而不只是技术的表现手法。

记者：您知道自己在旁人眼里是什么形象吗？

汪少杰：很多人叫我“校长”、“老虎”，可能觉得我的要求很高、很严。其实对人对事严格是因为客户交给我们的是品牌，我们必须对他们负责，履行对他们的承诺。虽然我比较严格，但是“跟”我的人还蛮多的，这说明我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之人。

记者：外界很多人都把奥美当成是“广告大学”，不知您这个“校长”在对广告人的育才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

汪少杰：我比较会鼓励人。在他做得好的时候我不会吝啬对他的赞誉。当他做错了，我也不会一味的去责怪他，但是我会让他认识到他错在哪里，让他知道怎样往对的方面去努力。作为上司，无论下属做的怎样，你都得站在后面支持他，因为到最后责任是你的。是你没有教好，不能都推到下属的身上。

记者：这样看来，您并不象他们口中所说的“老虎”形象嘛，加上当您看到感动您的电影时也会有情绪上的波动。给我的感觉，您除去对下属的严厉之外，也有非常感性的一面。不知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汪少杰：对，我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我对汪总的印象也从一开始的模糊变得清晰。这个致力于大中华区广告事业，爱艺术，爱电影的大中华人带给你的启示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