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世界自然生态和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近年来，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潘鲁生：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国际公约》，在这份"世界遗产公约"中声明了"保护"的宗旨与意义：鉴于不同民族与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在历史、战争、经济乃至文化发展中所受到的破坏与损伤；鉴于部分文化和自然遗产对于全人类所具有的突出重要性；鉴于很多国家保护工作的不完善以及不具备相关经济与科技力量；鉴于任何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损失都是世界人民的损失，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记者："文化遗产"是指什么？哪些属于被保护的范畴？ 
        潘鲁生：在1972年签署的这份"公约"中明确指出，"文化遗产"分为三类：文物：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部件和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组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建筑形式、统一性及其与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独或朴素联系的建筑群体；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自然与人类结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的地区。 
        记者：近些年来，人们又开始热衷于申报"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了，它与"文化遗产"有什么区别？ 
        潘鲁生："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其实是对1972年提出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一种补充。就人类的文化创造而言，"文化遗产"中的所指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世界逐渐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方式的趋同，也逐渐在消磨着不同民族在文化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信仰习俗等方面的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民族化、本土化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设立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对申报加以具体规定：有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是倾向于民间文化艺术形式的。    

        记者：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是对于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形式的一种保护。近年来，国内也掀起了保护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热潮，比如"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但无论哪种形式的保护似乎都更多停留在"记录"的层面，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潘鲁生：20年民艺调研的经历让人感触最深的就是有太多的民艺品类濒临灭绝、亟待抢救，也许这种感同身受的"迫切性"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些感性色彩，但"抢救"已经迫在眉睫。作为民间文化的研究者，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感觉活跃在田野之中的"抢救"、"保护"也许比单纯的书斋式学术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历史意义。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一些"抢救"与"保护"工作，在多个省份普查了近百个村庄，近百种传统手工艺，印发了"传统手工艺生存状态调查表"，也积极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如你所言，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多是记录，记录下不同种类民间手工艺的工艺流程、造型形式、流通方式、消费形式、传播传承、民间艺人的师承谱系、生存状况等等，我们力图将每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与它的文化存在方式都记录下来。田野调研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但它是民间文化研究至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田野调研取样记录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记录"的学术意义及文化意义。但近些年来，在"抢救"、"保护"之余，在"记录"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们也在思考"保护"的形式，可不可以针对不同品类、不同生存状况的民间艺术形式实施不同的保护措施？

        记者：针对民间艺术的保护措施，您的基本想法与思路是什么？ 
        潘鲁生："保护"确实不应仅停留在"记录"的层面上。在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保护"与"保留"。我们对传统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形式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让它永久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度上，也不意味着拼命挽留住一些与现代生活方式极其不谐调的艺术形式或文化形式，也就是说"保护"不是"保留"。我们想要"留取"或"留存"的是传统民间文化中对于人类发展具有永久建设性意义的某些精神或因素，我们研究的意义在于让这些精神或因素薪火相传，永远不会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失落，而且发扬光大。那么，又要涉及到两个领域――"保护"与"研发"。抢救、保护是基础，研发、利用是目的。如何让保护与开发做到真正的结合，在研发中保护，在研发中发展。真正的"保护"不应该仅停留在博物馆里、在画册里、在光盘里、在录音里、在文字里，更深意义的保护应该是让传统的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形式在现代的生存环境中找寻到自己恰当的位置，重新焕发生命的光彩。 
        记者：让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恰当的诠释，这种尝试越来越多，成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但大多数还是比较拙劣，最终被抽离了文化与艺术的内涵，只剩下肤浅的商业目的和拙劣的操作手段，使民间艺术也一并走向了庸俗化，既可悲又可叹。 
        潘鲁生：这实质上是一个"文化产业"的问题。"文化产业"这一观点源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他们在联合撰写的文章《文化产业》中首次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是出售文化、信息、智慧的经济活动，商品的基本经济价值源自它们的文化价值。这时，文化已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化"，"文化"中的个体性被抽离，走向了大众性，走向了"文化制造业"和"文化工厂"，也走向了"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产业被经济学家称为"新经济"，因为作为"文化工业"，它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它的原料是智慧，它的手段是创新，所以很多学者将"文化产业"理解为"创意产业"，他们认为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创意性"是"新经济企业"最主要的特征。由英国政府组建的"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将"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而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

        记者：文化创意产业特别强调创新力，认为仅有创造力产生出新的思想和观念是不够的，还要有创新力，去实践新思想，把新思想转变成可出售的产品和服务。 
        潘鲁生：就是因为缺少创意、创新，所以你才会认为某些传统民间艺术与现代生活形式嫁接得十分拙劣。应该说嫁接本身没有错误，而导致结果不完善的原因是在商业操作或艺术生产中缺少合理创新。创新力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缺少它就可能导致经济行为的失利。

        记者：我们国家这几年也在提倡"文化创意产业"，但从公众的角度对这个概念还十分模糊。 
        潘鲁生：文化产业的实质是人文艺术与工业技术的结合。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对文化产业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意味着技术型的大众文化要取代个体型文化，文化将告别高雅走向消费。但本雅明却认为艺术和技术的进步将为民主和解放提供机会，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在后来的发展中，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文化产业满足了人们普遍的文化需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距在缩小。20世纪中期，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功能由工业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文化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文化产业的突破性进展却是由信息化所推动的，它有赖于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并产生全球化的影响。

        记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一些发达国家恐怕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对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潘鲁生：在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布莱尔首相1997年就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现状，提出发展战略，将伦敦的核心产业确立为创意产业。伦敦市长甚至认为创意产业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有关资料表明，1996年英国的摇滚音乐家为平衡付款做出的贡献超过了钢铁工业。根据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2001年发表的《创意产业专题报告》，当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占GDP的5%，超过了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英国国务大臣克里斯 史密斯认为，文化产业作为创意产业对知识经济和国民财富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创意产业已经从外围进入中心。美国1997年版权产业在国外的销售和出口创汇也超过了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业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文化产业是20世纪90年代纽约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有的学者提出：21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估价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机会。

        记者：文化创意产业有没有明确的行业界定？ 
        潘鲁生：没有明确的界定，从学术角度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英国曾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经济学者霍金斯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4类：专利、版权、商标、设计。他认为，知识产权法的每一形式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应，这4种工业组成了创造性产业和创造性经济。
   

        记者：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但它与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有直接的联系吗？ 
        潘鲁生：现在大家都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谈论文化创意产业。由于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冲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性在加强，据有的学者分析，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与拓展空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放射型状态，从生产方式、运作方式到产品样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包容性与多变性。文化产业的消费与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借助强大的全球化的媒介网络，传播速度极快，无形中产生了文化霸权主义。其传播向度往往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由强势民族流向弱势民族，就像泰比奥　威瑞斯所指出的，本民族的文化产业与世界的文化产业生产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文化产业的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弱化和传统文化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感觉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就与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资源，打造富有创意、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产业既具有文化战略意义也具有经济现实意义。只有这样，中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产业的巨大链条中才能独具风采，也才具有市场竞争力。应该说，传统文化资源在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甚至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

        记者：从理论认识的层面来说是这样的，但具体运作方式、生产方式的探索与掌握，还需要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大家都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但如何利用？较为成功的案例毕竟还是少数。
        潘鲁生：我们国家有特殊的现实情况。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具备相应的环境，如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巨大的传媒网络与快速更迭的传媒技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等等，文化资产的不成功开发与这些因素的不健全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除了这些外围因素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现代化文明进程中，人们对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艺术的漠视。一方面，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熟悉并迅速接纳，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文化精神却表现出了疏离和陌生，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传习不够，社会乃至各级教育都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设计艺术教育的角度而言，将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民间艺术、传统造物艺术作为选题开展深入研习的现象在设计院校并不普遍，近年来随着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倡导，这种现象有所改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年轻一代的文化产业工作者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不熟悉经典的文化艺术符号语言，他们如何能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合理嫁接及超越？在熟悉的现代与陌生的传统之间如何嫁接呢？

        记者：您觉得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还能引起现代年轻人的兴趣吗？ 
        潘鲁生：在文化的发展中应该抱有宽容的心态，我们提倡传统、关注传统文化的教育并不是以反对现代生活、现代文化为前提的，我们希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要丢失传统的精髓，不要丢失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我们甚至提倡用现代的形式和手段，如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形式、网络传媒等等来重新解读传统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年轻人会对传统重新点燃兴趣。而且，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都是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代成长起来的，有着同样的文化成长背景，应该说，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符号在今天现代化的生活中也依然拥有强势的文化心理基础，而且近些年来还大有水涨船高之势。

        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符号逐渐开始在国际舞台出现，像当时具有开先河意义的电影《黄土地》、《红高粱》等等，西方世界从那时开始了解中国的本土文化。进入21世纪后，汉语甚至成了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符号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种场合。 
        潘鲁生：这是国力强盛的一个表现，但其中也不能抹煞文化创意产业所形成的潜在的社会影响。作为外国人，他们通过《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了解到的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形态和样式，他们品味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中民居、服饰、风俗、观念、行为的特征，这就是他们感受到的中国，在文化产业中通过本土文化、民间艺术符号辐射出来的是中国精神。但是，我们现代的很多文化产品却恰恰丢弃了这一点，多是对西方文化的模仿与抄袭。我们的民间文化基因为什么不能注入到现代产品中去？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是个无比灿烂、丰富的宝库，其中经典的艺术符号数不胜数，如壁画、石刻画像、雕塑、中国纸本或绢本水墨绘画、年画、剪纸、木偶、民间玩具、皮影、刺绣、织染等等，造型图案成熟完美，而且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接受背景，为什么不能直接运用到现代动画、动漫和网络游戏中呢？就动漫及网络游戏的开发而言，我国和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在这时我们尤其需要慎重把握，开发属于自己的原创产品，塑造民族形象，确立导向作用。《花木兰》是前几年美国制作的动画片，为了占领中国动画市场，他们在中国文化中选取元素，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阐释中国文化，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我们却由于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盲目崇外，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闲置，最终无法在世界舞台占据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我们对未来如何阐释？现代的中国符号在哪里？现代的中国文化形象是什么？ 

        记者：中国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尤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潘鲁生：首先应该考虑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这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基因，后续复杂、多样、多变的文化形式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吉祥心理。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虽然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但主题却相对集中，可归纳为求生――追求生命繁衍；趋利――追求生命质量；避害――追求生命护佑。我认为这三者没有质的区别，中国民间文化突出的特点就体现为追求吉祥，这三者也可被视为追求吉祥的三种形式。像莲（连）生贵子、瓜瓞绵绵、鸳鸯戏水、龙凤呈祥这种与生命延续相关联的是追求吉祥；马上封侯、平安富贵、金玉满堂、辈辈高升这种与功利心理相关联的是追求吉祥；抓髻娃娃、五毒、门神、桃木这种与化解灾害相关联的也是追求吉祥。这一恒定的艺术主题造就了稳定的艺术形式，如福字、寿字、双喜字、十二生肖、如意等等吉祥符号便以不同材质不断重复地出现在生活不同的环境之中，构成了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奠定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积极、主动的人生状态。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无人会否认手机短信已成为现代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过春节拜年都普遍采用这种形式，但我觉得创意还不够，还大多停留在文字的层面，完全可以将传统的形象载体、吉祥图符和吉祥用语结合起来完成新的包装。目前有些国家也将民族宗教心理与网络游戏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成功开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中国人这种积极主动、开朗豁达、达可兼济天下、穷可独善其身的生命追求与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人文空间结合起来呢？让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传统艺术符号装点我们现代的生活空间。其次，还应考虑到文化创意产业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行为，而是经济行为，其巨大的包容性极易导致资源的整合，以产业群的形式出现，其运作方式应该符合经济规律。另外还应考虑到新科技的介入，它的介入绝不仅仅意味着文化产业的手段和形式，它甚至能够与产业内容相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式或样式。
   

        记者：在民间艺术的文化创意产业研发方面您有所尝试吗？
        潘鲁生：我们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已经着手申报了相关的科研课题，着重研究民间艺术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与发展策略，创意支持与民间艺术外围创意产业的关系，相关信息整合，项目资助方案实施及标准制定，创意产业人才培育，创意产业项目行销推广及经营辅导、咨询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投入和税收减免、融资信贷、价格政策研究，社会捐助和社会保障政策研究，创意产业风险性研究，创意产业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间的转化等等。

        附作品：

个人简介
1962年11月出生，山东曹县人
1983年毕业留校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985年借调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编辑部资料员
1989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课程班
1992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1993年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美术学专业，1996年获博士学位
1994年晋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
1995年受聘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6年荣获“山东省优秀知识分子”称号
1997年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当选为山东省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常委
1998年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民艺研究所所长，设计学系主任
1999年为东南大学艺术学专业访问学者，受聘硕士生导师
1999年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晋升教授
2000年赴德国研修，主持制定“国家广告设计师职业标准”
2000年当选山东省青联第九届常委，全国青联第九届委员
2000年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
2001年荣获山东省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受聘山东大学教授
2002年受聘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组成员，当选山东省文联委员
2003年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2003年当选山东省青联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
2003年受聘为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2004年当选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2004年担任第十届全国美展评委
2004年获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学术成果
1992年获第七次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2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人文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3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成果特别奖
1993年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4年获第九次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9年获第十四次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9年获山东省青年科学家奖励基金
2000年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3年获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4年获第十八次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4年获山东省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4年获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美术作品
1985年入选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
1986年作品被中国奥委会收藏
1987年入选山东省艺术节美术作品展
1989年入选山东省美术作品展，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1991年入选全国宣传画展
1993年入选山东省体育美术作品展
1994年入选山东省美术作品展，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1999年入选山东省美术作品展，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2001年入选科学与艺术国际美术作品展并获提名奖
2001年济南·举办德国水墨日记展
2002年入选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展
2003年入选上海美术大展、设计艺术大展
2004年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举办个人画展
2004年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2004年获首届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大展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