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彭培根教授：奥运建筑 我有话说 |
| 文章来源：《市场报》 作者：彭培根 更新时间：2005-5-4 18:5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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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培根教授在建筑界是一位敢于直言、非常有责任感的建筑学家。他对北京奥运选址北城有不同看法，但是为了不影响北京申奥，直到申奥成功以后，他才将应该选址南城的建议提出来供北京市参考。此前他对北京的城市建设还提出过其它宝贵建议。比如，对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提出疑议，他参与了多篇文章，征集了100多位院士的签名支持。对于大剧院的意见虽未得到直接的答复，但最后还是有一定效果，大剧院设计上作了一些修改，小剧场和一些附属用房被取消了。他还曾建议北京推广昆明、贵阳、沈阳、大连等城市出租车的颜色。这几个市的出租车都是绿色为主，或有白顶，城市除了草地和树木外多了一种绿颜色的东西，而且是活动的，使群众的环境心理上有宁静和园林的感觉。现在北京有的出租车公司已经采纳了这一建议。
北京未来七年要兴建诸多建筑项目，对此他是否也有话说呢？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未来七年北京还将修建、改造大量的体育场馆、城市雕塑、停车场等大型公共建筑，也有大批民用建筑设施、商住用房待建，怎么个建法才能体现为子孙留下宝贵的建筑艺术遗产？您有什么建议？
彭培根：辜鸿铭先生曾用纤致性来概括中国文化和西方的不同。我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纤致性。但是，很可惜的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些年中，绝大部分的建筑从设计到施工都很粗糙，从中看不出什么建筑艺术，更缺乏美感，从而失去了中国建筑特有的纤致性。
建筑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建筑能有较高文化和艺术的内涵，那这个建筑对社会的教育和美育的贡献是无可限量的（尽管它是无形的）；而不好的建筑物，反映的是当今文化成果的副作用，不仅不能教育社会，而且污染未来的环境。大型公共建筑对培养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并通过环境来教育人，其影响则更大。不能忽视建筑的文化功能。
要出品高质量的建筑，涉及缺一不可的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条件———经济水平不到，很难提升其文化品位；二是业主（包括政府官员）的审美品位；三是建筑师设计水平；四是建筑工人的素质。经济不发达限制了我们建筑业的发展，这个建筑师也没有办法改变。
即使设计师设计出了好的方案，又常常受到外行的瞎指挥。建筑方案到底听谁的意见？是业主个人的，那么业主的意见最重要；如果是国家的，那么人民的意见、专家的意见最重要。千万避免以官员个人主观的直觉、对艺术的喜恶而选择方案。这些工作应该交给专家组讨论决定。干部要以身作则地做到小平同志要求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在西方国家，建筑师是文化带头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中国的建筑师在有些方面还不如厨师。因为顾客点了菜，他不会再去教厨师怎么炒；而建筑师却处处受不懂建筑的长官的指挥，简直就成了领导的绘图员。真正的受害者是中国的城市环境、城市建筑面貌以及它所蕴涵的文化。
我希望在兴建奥运建筑中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不要再出现。为此，我建议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这么多建筑项目的方案评选可以按以下的机制来运行：老中青结合的专家占40％、真实的群众投票占20％、使用单位占20％、各级领导占20％来形成一个评选小组，最后用科学的方法选出真正的最佳方案。我相信首都人民的文化品位和审美眼光。
清华大学图书馆是一个体现中国建筑纤致性很成功的例子。其它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长安街上的电力调度中心崇文门附近的新世界中心等。希望奥运建筑能以它们为榜样建设，做到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评估报告说的“如果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从场馆到基础设施的改进，能给中国的举办城市和市民带来大量的遗产”，而不仅仅是一批钢筋水泥堆积物、甚至是垃圾建筑。
还有要注意的是，中国目前的设计费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只有2％到3.5％，而西方一些国家的建筑设计费是工程造价的15％。由于设计费低，而竞争依然激烈，有时就迫使国内的建筑师们自己恶性竞争、违法降低收费，最终造成建筑设计质量差，直接受害者当然是开发商和使用人，最终损害的还是城市面貌以及文化的质量。北京未来七年要同时开工很多大型建筑项目，如果想在这方面不出问题、保证北京奥运新建筑的质量，我认为应该按照国家的设计费在设计标书中写明，不管谁做都是这个数，不能把设计费高低作为竞标条件。
记者：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北京的总体规划风格是既继承民族传统，发扬地方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您认为北京的城市风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北京未来七年的建设还应该向哪个方向去多努力呢？
彭培根：北京建设的思路是对的：既要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要融入时代精神、外来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西贯通，古今贯通”，也就是梁思成说的“中而新”。继承传统不是非要在现代建筑上戴上一顶“瓜皮帽”不可，它分神似和形似两种。上海的金茂大厦，吸收了中国塔建筑的神韵，又有竹节的挺拔姿态，可以说是具备了神韵，也是中西结合的典范之作。做不到神似，做到形似也还说得过去，至少比照抄西方的要好得多，北京西站就是一个例子。出了北京西站，人家马上可以知道这里是中国。
我个人认为，北京的中心区，可以来点形似的；出了二环，要以现代建筑为主，要突出神韵。吸纳西方思想文化、理论，不是去全盘西化；只有结合中国区域性文化、国情，才能有原创性，重新诞生一个生命，而不是抄袭。又现代又中国，又合乎群众口味，又达到国际建筑协会的要求———奥运建筑应该以此为目标。
记者：北京未来七年内还要修建大批的建筑，这样会不会加重北京的“超大城市病”，使北京不堪负荷呢？
彭培根：城市没有规划当然不行。我想只要规划好，比如道路的面积必须按照国际大都会标准占到城区面积的25％，其它如绿地覆盖率以及水电等市政设施只要达到国际指标，一个奥运是不会对北京的城市功能起多少副面影响的，关键在于规划和管理。先以交通为例说说规划。亚运村一带的交通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其实在为亚运会设计奥体中心时，规划中畅通的北辰东路被打断，这是用行政手段压倒了规划，造成北辰东路与北四环交通的不便；在北四环的建设中，为了节约投资，不少路口设计不合理，过于简化，造成通行能力降低，这会给以后带来很大的麻烦，是缺乏长远眼光的做法，也是领导不重视、不尊重专家的又一表现。前几天，我从北大上北四环去机场，一路都是卡车堵塞，竟然走了85分钟。国外很多大城市夜里12点之前是不允许过卡车的。这是管理上的很大不足。管理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成功举办奥运会。
记者：北京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在奥运村建500米高的世贸大厦。您是怎么看这一问题的呢？
彭培根：这个问题不用我回答，我们的老一辈建筑家早就呼吁反对建超高层建筑，安全就是其中一个因素。超过100米高的建筑，就会发生摇晃；而在里面工作的人常会感到眩晕，所以如果建成了，我第一个担心的是谁来租这个大厦。
另外，我想说一句，动不动就争世界第一其实多少有一种夸张的、虚荣的心理———只图眼睛好看，而不计是否实用。高层建筑成本高，管理费用更加不菲，上海的金茂大厦一天的运行费用是100万元；楼层高了，上下自然不便。欧洲的建筑很少有高层的，多数是8层—12层的“多层高密度”式建筑，既经济又安全，人居住着又很适意，这是建筑发展的趋势。即使遭遇撞击或者其它灾害，损失也是很小的，不会一下子就伤亡几千人、几万人。
彭培根教授简介：
1943年出生于安徽阜阳；
1970年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学及都市计划系学士；
1973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学硕士；
1978年入加拿大籍；
1982年应清华大学之聘，全家回到祖国定居工作，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附：
加拿大籍华人彭培根：富有首创精神的建筑设计师
文：李晶侠
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门口，我和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2年的加拿大籍华人彭培根不期而遇。年过60的建筑师，看上去不到50岁，一脸的刚毅诚信。他左手提着笔记本电脑，右手牵着一只活泼的金黄毛博美狗，步伐稳健地走向办公楼，边走边对我说：“家里没人，这小家伙就叫个没完没了。我都出门啦！邻居打电话要我回去把它带出来，以免影响他们午睡。”
彭培根的办公室，没有中国老板豪华的沙发和气派的班台，简单的办公用品别有风格和情调，用来会客的是一张乳黄色的九仙桌，彭先生介绍说：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九个座位，每个座位面对的都没有“对立面”。在这张给每个人以发展空间的会客桌上，我领略了这位谙熟中西方文化的建筑规划设计专家的胸怀、风范和追求。
直言报国 刚正不阿
彭培根是一位受学生爱戴和业内人士尊敬的学者，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至今已达22年之久。他是中国第一位，也是至今极少几位获得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的外籍建筑师。1992年，他曾作为在华工作的优秀外国专家之一，荣获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友谊奖”，并受到李鹏总理及朱 基副总理的接见。他还是第一个受聘任的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的外籍委员……他的身世和经历，造就了他的人格魅力。
1943年，祖籍湖南长沙的彭培根出生于安徽阜阳。他的父亲彭鸿文将军是国民党的一位爱国抗日将领，曾任第十战区徐西军区司令；1949年彭培根随父母去了台湾。青少年时期熟读儒家及道家经典书籍，并在大二暑假读完全部《毛泽东选集》。1970年，他获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及都市计划系学士学位；1973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硕士学位。1972年至1981年，彭培根在美国十大建筑事务所之一的C. F. Murphy事务所工作，在国际大师Helmut Jahn手下做助理建筑师两年。1975年，他从美国移民加拿大，先后在B+H及Page & Steel等著名事务所工作。1980年至1981年他还在加拿大Waterloo大学兼课。
在建筑界，彭培根素以敢于直言及以理服人著称。这些年，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造楼运动已经让中国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馆，这些中国重大建筑已经为外国建筑师所包揽。国外建筑师带来的不仅是新颖大胆的构想，还有连绵不绝的争议。彭培根教授曾直言，中国建筑市场的业主单位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单纯追求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他一再提到周总理的话：我们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他建议应像培养中国自己的导弹和人造卫星科学家一样重用和培养自己的建筑师。他举例说，199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韩国人重用了他们自己的建筑大师——38岁的柳春秀，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钢缆悬挂玻璃纤维顶的室内体育馆。美国结构工程师只是和他配合。因此，他获得了一系列国际大奖，成为英国剑桥大学院士（第一位韩国人）。这就是因为韩国人像捧他们的国产汽车一样来捧他们自己的建筑师，所以才有这种结果。他的这些话掷地有声，在学术界乃至整个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彭培根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建议不胜枚举。他建议奥运主会场选在永定门以南，借此来平衡一下北京市的贫富不均。他反对“汽车十年强制报废”，认为这个规定违反了科学规律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他所提的大部分建议已被北京市领导采纳，一部分正在进一步研究落实中。
彭培根的刚正不阿源自他父亲传给他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的爱。他曾经到过37个国家，他说这是他的空间地理坐标；而他父亲教给他的是新旧中国的对比，这是时间和历史的坐标。有了这个独特而珍贵的十字坐标后，他才能很客观地、敏锐地找到中国的、世界的和他自己的定位。
创建“大地” 广庇天下
彭培根教授以自己的学识和工作能力，在建筑界已极具声誉和影响力。外人赴北京一抵达首都机场便可见到他的作品——原一号候机楼的国航头等舱休息厅。出了机场，沿高速公路南行至北三环，赫然醒目的“中旅大厦”，也是他的作品。
1985年，彭培根受厦门市政府委托，用中央智力引进办经费，指挥来自6个国家11名中外专家对厦门进行重新规划。在接受委托前，厦门市已经搞出了一个规划，并且已经报到了国务院，但是没有达到要求。在彭培根的组织协调下，仅用了5个月，他们就完成了厦门市153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此规划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和赞赏，规划给厦门今后20年，留下了更多发展的空间，让整个厦门市活了起来。现在厦门已经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著名的旅游景点城市。
是的，这些大手笔项目已经给彭培根所带领的国际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声誉。
彭培根服务农村、关爱农民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他为自己取名“心农”，表明了他“心系农民”之意。 他在1985年发起并与多名中外著名专家，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其宗旨及经营范围包括为农村提供合理的村镇规划、建筑设计及咨询服务，开展农村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等。大地事务所还在1986年成立了一个“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身体力行地教农民如何安全建房。到2002年为止，大地事务所一共向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或直接向农村捐献了209万元人民币。彭培根用这一基金资助不同类型的村镇进行规划，包括革命老区，全国边、远、贫困地区。他连续几年支援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奔走，保护江苏周庄古镇等水乡；他聘用农村建筑专家做了73个项目，并且通过《村镇建设》杂志的专栏（约有20万农民读者）连载刊登农村房屋建筑方面的知识;他还用函授的方法，通过发行电视录像带，教这些农村建筑师们如何安全兴建公共性的建筑。彭教授和这家中加合资的大地建筑事务所通过上述各种方式为中国培训了无数“赤脚建筑师”。
到目前为止，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在中国共设计过2000多个建筑或规划工程项目，其中有20多个重大工程。北至沈阳的中国银行大厦，北京中旅大厦，德航燕莎中心及政法大学；南至深圳鲸山别墅、华侨城；东至上海华侨大厦和厦门的总体规划；他们还做过1997年北京最大的规划（120公顷）万柳居住区的方案，以及1998年天津最大的梅江居住区（200公顷）的规划方案。此外，他们又先后获得了世界第二及中国第一大的购物中心——“Beijing Mall”与济南大金区大连万达集团10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的设计权。其中“Beijing Mall”的总建筑面积达65万平方米。最新完成的规划设计任务，是从设计竞赛得来的广州新白云机场的详细规划任务。
彭培根曾在大连市一个房价极低的地带设计了一个小区。他在这个小区里留出了40%的环境用地，这个比例比普通楼盘的25%或30%高出很多。他说：“我们在中国做建筑设计的人都有一个理想，想做‘人民的建筑师’，而给普通楼盘更多绿地与空间就是其中一个指标。”几十年来，彭教授秉承传统，追求创新，服务人民，回馈社会，始终保持着一个建筑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投身教育 培育新人
彭培根不仅在建筑设计和区域规划上，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并造福于社会，而且还在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他殚精竭虑地将自己的学识无私奉献给新人，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建筑师。
说起他回国投身教育事业的经历，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了。1979年，彭培根应邀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学术讲座。他清楚地看到祖国最需要建筑师和工程师，于是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任，198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以外籍专家身份任教。除了教建筑设计以外，彭培根还开了一门高年级选修课：讲建筑理论的《理性建筑》，全部用英文教。他带的两个研究生中，有一个的论文是研究加拿大有51年历史的唯一的国营公司（加拿大国家信贷住房公司），中国1996年推出的房改政策中，有不少内容吸收了这个研究生的这篇论文；另一个研究的是“航空港航站楼”。这两个研究生的论文在中国都是比较少见的经世致用的题材。
彭培根还是清华建筑学院唯一用英语开课的教师，也是清华大学第一个（15年前开始）在每学期末要学生给老师在六大项（每项A、B、C、D四个等级）不记名打分数的教师。每年学生打好分数后，学校教务处盖了章交给他存档，他的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
在西方社会传统中，建筑师一直都是推进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在德国，建筑师的设计费高达15％；而中国的设计费在全世界最低，只有1.5%-3%。建筑师是被社会承认的城市面貌和灵魂的塑造者，也是最具象的文化工程师。但是，不要忘了：文化带头人带错了路，那就会给城市面貌和文化带来灾难。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建筑师应该在理论和文化上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中国在引进发达国家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时，要考虑到实际的国情，同时要珍惜宝贵的文化遗产。从实际业务的角度来说，中国未来十年、国民住宅在建筑工程项目中的比例，可能会长期地占到80%左右。所以，要做好住宅设计必须要首先从人的本质、心里素质做起，要对一般的住户群众有真正的爱心。这样才能千方百计地去为他们做好每一个立方寸的空间设计。
彭培根对中国的青少年寄予了殷殷厚望，他在1996年清华大学附中的讲座上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欧美科技和工业，而他们的立国和教育根本哲学就是中国儒家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几句哲言，韩国也是一样。中国人自己的国宝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弘扬发展很好，在大陆却没有好好地用来做教育的基础。他希望青少年学习继承和实践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改进或革除不好的部分。他经常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和青少年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建国的历史，真正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和传统信念，如“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等，并努力身体力行这些信念。他还给清华附中的24个班每班捐赠一个图书柜和一批图书，例如《星火燎原》、《孙中山传》、《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国可以说不》，还有《宇宙的起源》、《时间简史》等。完全可以这样说，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彭先生不仅是科学知识的优秀传授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优秀传播者。
韩国建筑大师柳春秀对彭培根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彭是一位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建筑家。他深受欧美教育，他的身上浸透了西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的别号和笔名叫‘心农’……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有爱心的思想境界。‘大地建筑’的成立，证明了欧美式事务所的机制结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是成功的。最近几年，在中国类似的组织陆续产生，表明了彭教授的首创精神……他倡导的‘设计行业的体制改革’正在中国建筑领域里生根开花。他离开了自己成长和受教育的台湾，离开了生活惯了的舒适的美国和加拿大，回到了祖国。他把自己坚定的信念变成为行动上、组织上、教育上的实践，同时还钻研和创造自己的作品。我从他身上清楚地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人的卓越的‘建筑师’的形象。”
这段评论可以说是彭培根在中国工作22年的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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