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汇（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

罗老很重视今天的会议，但他今天来不了，托我传达三句必须要说的话。

第一点：爱我中华，挽救建筑文化危机。大家都强调今天要爱我中华，中华是一个很丰富的东西，不是某一件事情，其中建筑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希望大家使我们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一直没有失掉的这种建筑文化，能够保护下来，其优秀的部分能在新创作中继承下来，使它成为爱我中华的一个具体内容。

第二，保护和发展的关键在领导。关于国家大剧院，罗老说他自己不排外，但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一个不平等竞争的问题。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不排外的，真正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的传统的时候，会发现吸收了很多国外的东西，它不是很封闭的。他估计有一半以上是吸收了外国的东西，才发展过来的。有很多外国文化的痕迹。但是吸收不是模仿，吸收更不是代替，所以它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为此，他呼吁一个公平竞争，希望咱们的领导给中国人一定的机会，平等竞争的机会。他说如果崇洋媚外的话，就是自掘坟墓。 第三，是加强宣传教育，这是他非常重视《建筑意》和《建筑意》召集的这个会议的原因。他觉得要加强宣传教育，要进行正确的引导。欧陆风也不是自然出现的，也是煽起来的。所以呢，不要怪年轻人有什么这样那样不太恰当的看法，关键是我们要宣传一些正确的东西，这样才能够把这件事情搞好。

王其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加拿大中国同胞，博士）

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今天我们讨论外国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几乎在最近国内一些重要建设项目的竞标中全部中标，并被采用。这些被采用的方案，包括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国家奥林匹克场馆等项目。这种结果在国内建筑设计及理论界，引起一部分专家学者的注意，萧默先生召集了本次会议来讨论这种现象，并让我也讲两句。我想，这一讨论题事实上已经超越出建筑技术与艺术的范畴。已经扩大到了文化的领域。 文化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但又通过一些载体，譬如和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体现。通过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文化现象分析，可能会对上述现象的理解有所帮助。 "衣"国人服装文化的变迁远比建筑要快得多。这也反映出建筑文化的滞后性。国人的服装，从清初起就完全满族化了。不仅服装，连发型也变成了满族的一根长辫。到了民国初年，服装和发型又一次改变，民众们穿的便服，是清朝马褂的变体，而剃长辫，则成为新时代的标志。人们的服装和发型都没有返回明代以前的传统上去而是全盘西化了。今天参加讨论会的几十人中，只有萧默先生一个人还穿着传统的便服。不过至今还没有学者对中国人服装没有继承民族传统而提出非议。原因在于，现代服装穿着方便，并易于规模化生产。 " "食"是文化层面的一个重要方面。饮食文化是由人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加拿大是一个多元社会，一个多伦多市就有八十多种语言在社区中使用。加拿大的专家通过统计，结果发现一个孩子最迟在三岁，就已经在家庭中形成了自己民族的饮食习惯。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世代相袭，而较少受到冲击，并将"美食"这一传统文化不断推向新的精度和高度。麦当劳、肯德鸡之类的洋快餐是占领了国内的外餐业市场，但年轻人也只是将其作为辅助饮食，从宏观上讲，不会对中国传统饮食造成灾难性冲击。 "住"就是我们建筑师关注的话题了。我喜欢做中国传统民居的调查。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形式和文化内涵都十分丰富，但是，民居的形式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文化相契合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与一百年前相比，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谈很多，就光从环境方面来说，中国民居的占地面积就是我们今天所负担不起的。譬如一个下沉式窑洞院的占地至少需要一亩地，而且这一亩地上不能种植任何农作物和树木。因此，公寓楼这种工业化的建筑产物就十分符合中国的现状。这一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公寓楼的室内设计，可以是多元的。萧默先生的寓所，其室内设计就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风格，这种书香雅趣和萧先生所从事的研究契合无间，文人气息扬抑其中，我十分歆羡。 在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中，中国建筑师对于公寓楼的设计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在加拿大，我住过公寓楼，也参观过不少各种档次的公寓楼。中国由于地域跨度大，从北方到南方，各地的气候都有差异。但丰富的平面布局和合理的空间处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中低档公寓设计相比，已经有所创新和超越。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要在公寓楼应有的附属公共设施如室内游泳池、会客室和会议室、入口大堂设计，健身锻炼空间和地下停车场等方面再不断学习国外已有的经验，中国的中、低档公寓楼设计会有在全球领先的一天。 正因为如此，目前也没有多少人去请外国建筑师来做公寓楼这种中国最大市场的建筑设计。即使有些建筑商挂上外国建筑师的名字，对建筑行业也没有触动，是因为外国建筑师的公寓设计还很难符合具有众多方面要求的中国大众的胃口。 还有"行"。我们秦汉时期，马车的制作就已经非常先进了。从西安秦车马俑墓出土的铜车马文物和北京大堡台汉墓出土的马车实物可以得到证明。但在汽车发达的今天，我们也没有专家对家用轿车的造型和内装修提出"民族化"的要求。当然，把清代轿子上的一些手法用到现在的轿车上面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是大家认为没有必要而已。 说完了衣、食、住、行，再回到本讨论会的议题，就是国家重要的建筑项目都选用外国建筑师的方案，是否说明了某些不正常的思潮存在？我认为，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国民是有判断力的，他们知道什么文化适宜中国，什么文化不适宜中国。 我们看看反对一方的学者的观点：有人认为国家大剧院从地下进去，地下的结构是石头的，和古代的"阴宅"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很好笑。看看法国卢佛宫新馆的设计，使用的是金字塔形的玻璃顶，金字塔是名副其实的坟墓。而且主要建筑空间也是在地下，这不是名副其实的阴宅吗？但是一些法国人反对此方案时，并不是去谈金字塔的形式是不是坟墓，而是从其形式是否有损于卢佛宫的现状来分析的。假如反方用封建社会风水的理论去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方案提出质疑，几乎不会对这个方案的采用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国家重大项目的设计应该选中国建筑师的作品，我认为这种观点心胸不够开阔。澳大利亚的代表建筑悉尼歌剧院就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丹麦建筑师设计的。现在，这座歌剧院不仅代表了澳大利亚的建筑文化，还代表了澳大利亚人的国际化的开放政策。在中国的现阶段，外国著名建筑师的作品能够在重重阻力之下中标而且被采用，正代表着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如果把只选中国人的方案，做为是否爱国的评判标准，那么我国的建筑设计就连我国汽车工业这种开始起步的阶段都还没有达到。 还有学者认为：外国人设计的建筑造价太高，如用建造成中央电视台新楼的这笔钱去修淮河，可以将淮河治好还有不少节余。我认为，用投资额去衡量两种不相关的东西本身就不科学。我们也用兴修水利来谈吧，北京故宫附近一个很小区域的排水工程的修缮就花去四十几亿元，拿这笔钱来修淮河不也可以吗？这种用兴修水利的钱和兴修水利的先后重要顺序相比才是合理的。 有一点我要强调，好的建筑往往都要花大价钱的。悉尼歌剧院是世界著名建筑，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贵的建筑。古代雅典建卫城时，光一个山门的造价就大约相当于雅典同盟五年交税的全部金额！就看中国，明代以后，几乎历朝皇帝都用相当于每年皇家税收的百分之二十四的钱来建自己的陵墓。假如不花这么多钱，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都不会有今天这种风采的。 再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加拿大皇家银行总部是我生活多年的多伦多市的一个主要景观，其原因是这幢巨大的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所用的玻璃中，全部都含有一定比例的黄金。正因为花了钱，这幢大楼才成为一幢令人睹目的建筑，而且在所有的介绍多伦多的旅游书上都会提及此事。"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在国家性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公共建筑的营造中是不太适用的。 最后，我想说，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文化侵略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普遍存在。其一般规律为，富裕地区的文化侵略贫穷地区的文化。我们在思考建筑界存在问题的同时，再来看文化整体环境，外国的影视文化、港台的流行歌曲，都对人们的审美和文化习惯产生潜移默化地影响。难道我们也要求广告业都继承中国"幌子"和国画的传统吗？难道我们也在明式服装和发型的基础上再推陈出新吗？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的发展会大致同步。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今天，中国建筑设计的优秀作品正在不断涌现。中国建筑师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和造价的不断提高，其作品的艺术层次正在同步提高。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将来也会在外国的重大招标中被选用。建筑是一种滞后的文化，其他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多少都会给我们从事建筑理论研究的人们一些启迪和参考。

谢谢萧默先生给我此次机会。

秦佑国 每个城市都多元化，各地看来很丰富，却丧失了地方性。这就是造成千城一面的原因。

什么是地方性，大家都知道，是满足内部人的认同感和外部人的求异感。还有一段，要跳出具体的形象，跳出习用的符号语汇，去做抽象的思辨和精神的凝练。还有一段，"不是就是"。我们说不是，是形式和技术上不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但是精神上、意境上或者韵味上就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你才真正地把握了什么叫建筑的现代标准，我怎么样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否则，还是那种东西。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一个图片，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高层住宅是中国的，但实际上是在拉斯维加斯。我当时看到这六栋高层住宅，当然一看就是，但是里面没有一点中国的传统符号在里边，只是中国90年代后期盖的那些高层住宅的样子。当时我就很纳闷，是不是美国人学了中国人，始终没有琢磨出来。前天我才知道，是一个房地产公司中国天鸿集团在那儿开发的，在国外投资唯一赚钱的项目。

黄汇

我觉得大家的探讨和工作是有意义的，前景不是那么悲哀的。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从北大体育馆得到的。我们院做的体育馆，原来做的方案里有一个最主要的方案，是在体育馆旁边有个小院落，是个很传统的院落，还有一片非常好的古树，做了一个方案是把这两部分都留下，然后把体育馆稍微变变形给盖在旁边了。结果呢，在这个用地上，在这么做了以后，在审图的时候被北大的某位副校长给枪毙了。枪毙了以后呢，大家很悲哀，有的说这么好的东西都要扒掉了啊。可是就在这时候呢，好像北大的季老啊，几位老学者就给中央写了信，写了信以后过了些天，忽然就把我们院的设计人叫去了。说你们再把这个老方案拿出来改进改进吧，这两个都要保留下来了。于是这一片古树和这个古老的小院子就都保存下来了。这件事说明学者们说话管用了，与国家大剧院的时候我们的悲哀相比，现在好像有点希望了。所以希望呢，侯老这些人都说两句话，可能是现在有点儿用。 另外，我觉得我不是做学问的人，但是刚才很多人讲的，我们的确应该好好学习理论，但是我是搞设计的，我不能把理论学明白了再去开始做设计，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呢，我所能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要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和抓住每一个能有一点点共识的开发商，然后合作来想办法做出一点儿好东西来。那么这样的话，正好有一些工程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介绍华新民给一些开发商认识一下，他们说听了以后回去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觉得抓住一些思想有些变化的，有些追求的开发商，那么抓住一些工程的机会，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一个稍微好一点儿的东西，可能比那个更重要。至少我自己在这几十年的工作里面体会到，咱们中国办事儿常常是这样的，看到了才能承认它是好的。像那时候保留胡同，我做小后仓小区规划的时候，上百个，不止一百个人，反对我保留那个胡同。因为80年代还没有人说胡同这件事呢。结果我去访问每一个住户，他都舍不得离开胡同。结果只有刘开济一个人支持我，所有的长者没有人支持我，最后保留了这个胡同，把它做出来了之后，忽然就觉得这是好东西嘛，可以这样做嘛。但是怎么来保留呢？刘开济，刘总给我出主意，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我觉得很好玩。当时我就说怎么办呢？我一说要保留胡同，所有人都反对我。刘总说，我刚才听你说整个情况的时候，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可以利用，这个胡同是去年刚修了雨水管道，你就可以说为了节约，要保住雨水管道，然后你就这么设计，你别说这是原来的胡同，你什么都别说，然后盖出来以后再来证明这个是不错的。最后真的是这样子。最后盖出来以后，好多居民回来以后特别爱它。所以这次法国的展览会上有两个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介绍的就是这个，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刚盖好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大家以为刚盖好的时候比现在要好得多。实际上现在照的照片比刚盖好的时候要漂亮多了。为什么？是老百姓自己把这个环境给美化出来了，他们自己攀比着在胡同里种树，在门口种树来美化他们的环境，以为他爱护这个地方。那么，我觉得这种体验非常好。所以我是比较乐观。只要努力，总会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