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电脑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书籍装帧设计也受到了很多电脑技术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静：在第五届装帧会参展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当时就发现有很多作品都带有很强的电脑技术的痕迹，比如说金属字、投影等，这都说明电脑技术给书装设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国外，书装设计都经历过电脑痕迹较重这样一个时期，但是这种痕迹也慢慢地没有了。我觉得书籍的装帧设计还是应该多一点人性化的东西，电脑技术这种形式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书装设计，当然有些设计的特殊效果还是需要电脑来完成，但是这都仅仅是一种工具。 　　新京报：作为年轻一代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你认为你们这一代设计师跟上一代设计师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刘静：从技术上来说，老一辈的设计人，比如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守义先生，他们的设计可以说是一种纯手工的设计。那时候没有新的设计技术，不论现在的电脑技术，还是印制技术都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的。新的技术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但是从目前市场上的设计来看，我觉得年轻一代的设计师们对图书内容的关注度不够，各种素养也赶不上老一辈的设计师。作为一个书装设计师，你首先就必须是一个爱书的人，是一个能够真正把握书的本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能新一代的设计师们还需要更加努力。 　　新京报：那就具体的设计风格来说，老一代设计师和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存在着区别吗？ 　　刘静：我觉得具体风格上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如果说每一代的设计风格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是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在发生着变化。我觉得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都是相通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不同的应该是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不同，而并非设计师本身风格的不同。书籍设计师不是要追求一种风格或者形式，而是需要注重书本身和广大读者。书籍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影响阅读，但是如果脱离了书的内容一味强调风格，阅读则会受到干扰。 　　吴勇： 　　书籍设计更加自由化了 　　吴勇：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编室副主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地区）艺术顾问。1995年，《范曾画集》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中央展区一等奖；1998年，《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获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银奖。2001年设计的《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获国家图书奖。 　　新京报：1996年，你和吕敬人、朱虹、宁成春三人一起举办了书籍设计四人展，并出版了《书籍设计四人说》一书。有人称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书籍设计便开始独立化和商业化了。 　　吴勇：准确地说应该是书籍设计从那个时候开始自由化了，在学术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并非是商业化了。以往做书籍设计的人，都是出版社的美编，是一种体制化和机制化的工作。那个时候美编都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状态，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设计，也不能自由地进行选择。一些事情并不想做，但是还是必须去做。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指在做设计时你会更多地考虑一个设计它学术上的东西，而不注重商业性？ 　　吴勇：学术性和商业性这两个概念有时候是要分情况对待的，我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做书有时纯粹就是概念性的，当你做一些书时，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它是否能够出版。而在做另一些书时，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出版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如何在商业甚至是体制的限制下在设计上多做学术性的探讨。一本书从根本上说，它只要出版了，本身就是商品，关键就是看如何更多地在商业基础之上，从设计上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让整个时代，整个理念选择性都更多一点。 　　新京报：那么除了注重学术性之外，在设计上你还有没有自己特别注重的风格？ 　　吴勇：设计师和画家是不同的，画家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是反对有风格的。设计师是为社会服务的，设计师的宗旨就是不断地探讨引导性作用。我认为设计是一个大的概念，它不单单只是包括书籍设计，还包括其他许多种设计。所以，设计师必须不断地有各种风格的形成，还要尽量避免与别人雷同，更要杜绝抄袭别人的设计以及别人的创意。 　　新京报：你的设计作品被很多人称为是比较前卫的，你如何看待前卫设计和传统的、民族的设计？ 　　吴勇：其实我的设计并不前卫，要是大家看过国外的那些书籍设计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前卫。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也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如果只是把这些传统的、民族的元素往设计作品上简单地一拼，肯定是不行的。这只能说是把老祖宗的东西照搬过来，我把它们称为“懒惰设计”，这不是一个设计师应该做的。比如现在很多人做线装书，就是把古老的线装书形式硬搬过来，完全按照那个时候的东西来做，这就是一种吃老本，我觉得这应该是考古专家的事情！而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应该是在对传统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用现代的语言在传统上进行发挥，我们可以用传统的工艺，但需要有新的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