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这个源自英国而风靡全球的新名词,近年来开始为我国学院派和实业家所青睐;而由于其对“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和扩大就业”的潜在影响,目前它正在迅速地进入大众话语和政策思维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了与许焯权的谈话,地点在一所高校的酒吧里,别致设计与幽幽书香营造出一种谈天式的氛围,而这个酒吧就是一位“学生老板”所开,也为这场谈话增添了一种贴切感。作为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总监、香港大学研究生堂主任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产业研究顾问,许焯权以一种“入世而出世”的姿态把创意产业讲述得温文尔雅,但立场的坚定毋庸置疑。
“从政策层面来讨论创意产业,创造了多少财富,增加了多少就业机会,是必要的基础和前提,但这不是全部的内容和最根本的目标,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和更新才是创意产业的最高境界,创意产业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发展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潜能。”鉴于此,许焯权目前正在进行两项研究,一是由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支持的香港创意产业与珠三角的关系研究,另一个是在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推动下进行的香港创意指数研究。
《文化产业周刊》:我们都知道,创意产业这个概念最早是英国提出来的,并迅速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一个新兴概念,你认为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有什么不同?对于香港目前的创意产业发展状况,您怎么看?
许焯权:这需要从英国提出创意产业的背景和目标谈起。与大多数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规划不同,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政府1997年提出发展创意产业,其实含有政党意志和国家政策推动的意味,并有意从概念上与文化产业区别开来。因为发展创意产业不仅与其提升民众福利的施政纲领非常一致,而且工党作为一个创新型政党的形象也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英国工党政府发现,发展创意产业除了带来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和扩大就业等经济层面的利益之外,对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所以说,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相比有两个元素最为重要,也最具突破性:一是个人的创意。文化产业具有集约化、规模化的工业特征,而创意产业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创造力是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二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它从开发利用个人的创意而来,由此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
上个世纪90年代末香港已经有民间团体开始发展创意产业,特区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在香港,讨论创意产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认为“有创意就可以赚钱”,特区政府也主要是看这些创意企业究竟创造了多少财富,增加了多少就业机会。从经济的角度去衡量创意产业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内容和根本目标,我认为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和更新才是创意产业的最高境界,创意产业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发展每一个人。
《文化产业周刊》:对于创意产业促进整个社会的改造和更新,您能否举例说明一下,比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
许焯权:我举个例子吧,现在有很多在大企业或者大机构供职的创意人才,出来建立自己的.com公司,然后吸引风险投资,后来并入大的集团和机构,这种现象在IT领域很常见,从国际范围来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微软的比尔·盖茨。
香港目前有很多年轻人没有完成正规的大学学业,但是很有兴趣进行动画和游戏设计,也有一些年轻人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在创意领域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创意产业政策鼓励扶持这些人创业,而这不仅是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且对于改善和调整就业结构、提升整个社会的创造力都很有帮助。这一点在英国的效果特别明显,目前英国每5个新的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是跟创意产业有关的。
《文化产业周刊》:您主持的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处于学术前沿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机构,在创意产业政策研究方面的思路和方法是什么样的?
许焯权:我们有关创意产业的第一个研究是在2003年做的香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之后我们又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香港创意指数研究,另一个是香港创意产业跟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关系。目前这两个项目最重要的部分已经结束,今年9月就可以全部完成。这些研究已经影响到政府的决策,特首董建华卸任之前的最后一份述职报告中已经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推动创意产业的问题,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
对于香港创意产业政策的制定有两点需要注意,创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跨界别、跨部门,创意产业不仅仅是文化部门在做,还包括广电、传媒乃至金融、商务部门等,这就需要打破很多传统的观念和做法。
另一个就是正确看待和发挥政策的作用。特区政府目前已经制定了很多政策来扶持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电影、数码娱乐业,例如设立基金等,但是必须把握一个原则,政策的作用在于基础性的推动和影响,而不是过多的介入和干预。民间可以做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去做;民间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不要去管。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做不到,政府可以提供方法,去协助它们解决问题,但是不能代替它们去解决。
《文化产业周刊》:在以上这些研究项目中,对于香港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描述好像并不难,难的是对香港创意产业的要素构成和运行机制的分析,因为它将决定创意产业的竞争力,您觉得呢?
许焯权:对,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创意指数的研究,就是要看创意产业如何令我们这个城市跟其他的城市相比更加具有竞争力,然后再看社会的转变怎样受到创意产业的影响。
香港创意指数研究主要是在参考国际通行的城市竞争力指数和去年发布的欧洲创意指数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欧洲创意指数是由一个美国教授做的,主要关注3个指标,即人才、科技和包容性,他比较了15个地区跟美国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瑞典是最有创意的一个国家,美国是第二。我们根据这个研究对香港特区进行了研究,发现香港的人才在1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9位,科技方面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落后,包容性目前还没有做完。
我觉得在亚洲的市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比如我们相对来讲不会依赖高科技的发展,我们的中小企业比较多,所以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模式有5个部分组成,包括创意的结果。达到这个创意结果有4个因素,即人才、基建结构、社会、文化。目前关于香港创意指数的研究,已经开始讨论跟其他地区合作。
《文化产业周刊》:作为一名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圈的香港学者,加上正在进行与珠三角地区创意产业关系的研究,您认为目前内地的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许焯权:我很早就开始关注内地的文化产业,也参加过一些相关的研讨活动,刚刚结束的这次中国国际创意产业论坛就有很多突破,国际化特点也很明显,但是目标和话题还应更加集中和明确,最终达成一种共识性的东西会更好。
对于目前内地的创意产业或文化产业,我想有3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还面临如何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第二,在尊重个人创意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措施还需要加强;第三,我们在文化内容方面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其他地方浓厚,这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