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抄袭之我的作品

行为艺术《一半白领．一半农民》实施的较详细经过——
罗子丹
时间：1996年12月4日
地点：成都市中心春熙路一带（1996年12月15日在郊区再次实施了3个多小时）
持续：耗时3个多小时
材料：
“一半”是农民／庄稼人装束—— 一只无袜的脚踏进敷着干泥的旧胶鞋，衣服是从田间地头收来的（由于主人长期在阳光下弯腰劳作故以脊背为中心颜色自然的由浅入深），兜里装着一包八毛钱的“什梅”牌香烟和一堆皱巴巴的小面额纸币；“另一半”服饰高档、时尚，一只意大利皮鞋，兜里是特醇555香烟和塞了较厚一叠百元大钞的真皮钱夹，雪白衬衣的胸袋露出新款爱立信手机的黑色圆头，真丝暗花的皮尔卡丹领带一半被细致的缝入了旁边“农民”的粗布蓝衫下（“农民”黝黑的肤色在对比中十分明显，细心的人群甚至能发现“他”指甲里的积垢）。

实施——
   约定12月4日（星期三）上午10点开始，地点就是成都市中心的春熙路。

   想到第二天的活动，虽然睡得还算踏实，但心里总有一些不踏实与软弱，我七点钟便起了床，然后把裁缝接了过来，我准备好了一套从田间地头收来的农民服装，需要她按照我的身材再缝合一下，连接身上另一半的白领服装。这之前，我早早的将戏剧油彩搅拌好尘土抹在了“农民一半”的皮肤上——那是一种看上去有点脏的古铜色。

   裁缝尚未将“农民一半”与“白领一半”服装缝合完毕，我便匆匆地安排助手去叫的士。裁缝工作效率很高，相对于我倒是临危不乱，活也做得很细——中央那条“皮尔卡丹”丝质领带缝得刚好露出一半，感觉十分精致。我将自己“农民那一半”头发剪得短一点，同时将“白领那一半”头发抹上摩丝。这些步骤准备好已是九点半了，但叫的士的人还未回来。考虑到时间较紧，我决定自己去叫。为了祛寒，也为了实施之前有点犹抱琵芭半遮面的效果，我在整个着装上套了一件宽大的白色风衣。

   尽管这样，还是遮挡不住上面的一半“白领脸”与另一半“农民脸”，包括头发一高一低，下面鐺亮的意大利高级皮鞋与反差极大——另一只满是泥土并露出两个肮脏脚趾头的旧解发鞋。可能正是这种装束，先后有五辆的士拒载，最后不得已，坐了一架老年车，到美领馆附近的人民南路再拦车。这次学聪明了一点，拦车时，我侧着身子，尽量让司机先看到自己“白领”的一半。终于拦到了一辆的士，在这位女司机面前，我决定先发制人，立马告诉她自己是赶去拍戏（确实也是一出先锋剧）。待车到达约定集合的目的地（春熙路太平洋百货门口）时，已是十点零十五分了。

   实施前，我将各种不同类型的胶卷分别交给协助摄影的朋友们，然后从自身“白领一半”掏出了一包特纯“555”，开始悠然地抽了起来——看到前来的众多朋友，尤其是一旦来到现场，反而觉得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跟着，我从自身“农民那一半”掏出八毛钱一包的“黑杆”（四川什邡所产的一种最廉价的香烟），同时并举着“555”一起散发给大家。稍微等待了一下，该来的朋友差不多都来了，我决定开始了。

   从太平洋百货正门口出发，我在 “胡开文”（成都老字号文具店）里面兜了一圈，来到隔壁的眼镜行，随手挑了一架金晃晃的眼镜试了起来，问到店家最好的眼镜有多贵时，店家的回答让我“白领的那半脸”有点失望（才180．00元）。到了隔壁，简单品位了里面的字画、篆章后，我到了隔壁一家较大的“亨得利钟表金饰行”，我随意选了几块外观看起来不错的手表，价格在五、六百元左右，当我提出想试一下更高档的手表时，负责专柜的一位老同志拒绝了这一要求，说是诚心买才能试。我有些尴尬，口袋里总共也就一千多元。我开始转向卖金饰的专柜，挑了几只气派的大金戒试了起来，我明显感到黄灿灿的大金戒配在“白领这一半”很俗气，配在“农民那一半”又太奢侈了。后来，店员告诉我这里暂时还没有钻戒。这时，有位高层管理模样的男士在詰问我的同伴们什么，批评家张颖川女士将他拉到一旁，正喃喃地向他解释什么。

   走出这家商店后，这时我发觉自己有些冷，有点饿（由于时间紧，我早上只喝了一口牛奶），我见斜对面有家露天卖糖果糕点的小摊，便迅速来到这些阵列的食品面前，同时审视着．．．很快决定称二两在农村很受欢迎的那种大红大绿、表面敷着白砂糖的条形软糖，我开始用“农民那只手”（挺脏旧的古铜色，而且指甲缝填满了黑色的积垢）粗糙的抓起软糖，迅速放进嘴里，估计只吃了一两，感觉甜得腻人，我立刻用“白领那只手”果断将剩余的软糖推给摊主，声称由她处理。同时从我“农民一半”掏出面额很小、又脏又破的纸币交付摊主。

   这时，路边一部微型货车进入我的视线，车身和车窗玻璃都很脏，布满灰尘，令人诧异如此尊容的汽车是怎么进到市中心的？走到近前，我举起“农民一半”的袖子，一边呵着气，很仔细的在车窗上擦拭起来。里面副驾驶位置坐了位小伙子，一开始很诧异的盯着我的举动，当发觉还有一帮人在拍摄时，他的脸很不自然地扭到了一边。考虑到车里有人，未耽搁太久。很快旁边一个露天书摊吸引了我，一本有关阴阳八卦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认真的翻阅起来。这时，旁边一位长相颇文化的女士很轻的拉了一下我的袖子，说她早知道我，希望能到她的店里去。我很愉快的接受了她的邀请（从名片上知道她叫吴渝姮，是“名表城”的经理）。来到“名表城”二楼的贵宾室，她吩咐店员端出一只价值二百三十万的钻石手表，我不仅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全神贯注的凝视，还兴奋的先后将它戴在了自己“白领一半”与“农民一半”的手腕上，频频对着镜子顾影自怜，不忍离去。

   和“名表城”各种名表互动了一翻又回到了大街上，一个店面正在装修，门口不少垃圾，我“农民的手”在垃圾堆里翻捡起来，直到手翻得有些刺痛，捡来一支木棒，终于掏出来一张旧报纸，我开始饶有兴趣浏览起上面的图片来。随后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旁，我先站在明明无人使用的公话旁打手机，似乎又因省钱的顾虑，将手机放在公话旁，我“农民那只手”操起了公话拨打开来。这时，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有阻断春熙路之势，可能不想浪费如此好的人力资源，我决定来一个直面民众的现场展示——从我“白领一半”掏出崭新的百元大钞，我“农民一半”同时掏出面额很小、又脏又烂的旧钞票——坚持此姿势巡回着面对民众．．．．．．

    人群中，一位江浙口音做服装生意的年轻老板很固执的拉我到他店里去试装，先后选了几套貂毛领的皮大衣，总觉太俗（那段时期，成都十分流行这类皮大衣。我曾傻冒的用近四千元的血汗钱买了一件据说是意大利原产的，随着流行的过去，很快成为鸡肋，至今仍是一块心痛）。在旁边一家服装店，穿上一领浅棕色的时尚装，正好里面放着劲猛的迪士高伴舞曲，我“白领那一半”开始受到感染，不由自主的骚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常去迪吧一类场所，认为里面能感受到一些很直接、也很表面的东西，尤其那些白领男女，在里面的表现与其日常生活状态有着极大反差）。很快停了下来，开始用“农民的那只脚”反复比试着几双高档长筒鞋，如果按流行品位的观念，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觉可以油然而生的（用上海话说，两种感觉好象不搭界）。
当时市面上，曾宪梓先生创办的“金利来”品牌在大陆还象征着品位或某种时尚。在对面春熙路的“金利来”专卖店，店员或许嫌我“农民的那一半”较脏、不上档次，始终不肯褪掉表面的塑料膜让我直接试里面的领带，但以德报怨，我仍用自己“农民一半”的衣袖将象征着专卖店的“金利来”铜牌十分仔细的擦了又擦，还一边呵着气．．．一脚跨出来就是春熙路最大的新华书店，抬头就是毛主席的专题挂历，我不禁用“农民那只手”深情地翻阅起来；抬腿上台阶，紧跟着又是邓小平的专题挂历，我立刻用“农民那只手”与“白领那只手”合拜了起来。来到里面，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很厚的字典，摊在柜台上，然后抽出“白领那只手”中的手机天线，在字典上一行一行的划读起来——也不知这算不算是一种激扬文字？

   围观的民众越聚越多，成都人历来温和的气息此刻被某种气流牵引着，情绪开始激动，不少人甚至激昂的说：“这是真正的艺术”（写到这里，自己的泪又流下来了，本土产生的行为艺术能这样直面公众，引起他们的感动，不正是我一直所追求的吗？这种快感对自己来讲，确实远胜于去国际艺坛追名逐利）。说实话，整个过程让我感动的就是这种有关集体无意识的情绪。以前总有人认为成都人缺乏大气，平庸，其实哪里的人群都有共性：只要你用心、真情付出，他们终会以相应、甚至更热烈的情感回应你。尤其一位中国艺术家——你最好不要去抱怨民众，还是多在自己作品里面找找原因吧。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你们——可爱的市民！

   为了避免因围观群众的持续增加引起不可预见的麻烦，我决定离开老的春熙路地段，通过天桥到蜀都大道的另一端。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是很饿了，决定去肯德基吃点东西。刚到天桥下，我在报摊随便买了份报纸，看了个大概后，我“农民的那只手”将报纸撕成几团，用它猛揩了揩鼻涕。一上天桥，就看到不少擦皮鞋的“游击队”（市民对类似游动摊贩的称呼），想到在闹市走了这么久，“白领的那只”意大利皮鞋表面已经蒙尘，我想就在这里擦一下吧。不知是看到我的装束、还是周围的一圈照相机，一泼擦鞋的“游击队”全被吓跑了，只剩下一位妇女，好说歹说，她才勉强愿意。但我希望这是一次日常化的行为，一定需要讲价，因为需要擦的只是一只，所以不得不付价还价，最后讲定为五毛钱（擦一双鞋通常为一元）。不知是对我们的惧怕还是胆怯其它，这位女游击队员擦得小心翼翼又坐立不安，而我却坐在藤椅上，看着天桥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边悠闲地用手机和朋友们通话。

   一到正好连接天桥的肯德基快餐店，迎面是一个身着米黄色西服、戴着眼睛、挎着手杖、和蔼的洋大爷塑像，我很兴奋地用“农民那只手”和“他”伸出的手紧紧握了一下（后来有人看到图片，说这个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关连乡镇企业的中外合资）。点餐时，在几种不同价格、口味的套餐面前，我有些犹豫，最后决定要一份18元的套餐，付款时，依然是我“白领那半”掏大钞，“农民这半”掏小钞。坐定，先用“农民的”脏手抓起薯条，再浸泡可乐水塞进嘴里，尽管很饿，但吃得始终别扭、不大协调。半饱后，我“白领那只手”很仔细地用餐巾纸包着汉堡进餐。最后，当发现还有一盒奶浆未排上用场时，我仍用“农民那只手”捏起来，靠着舌头把它们舔了个一干二净。

   餐后，顺着连通快餐店的东风商场自动扶梯下去，来到总府皇冠假日饭店大门前（这是当时成都最高级的酒店），我稍有些迟疑，但感觉一定要进去——这并非一个尚不富有的艺术家面对高档场所的物质性怯场，确实是担忧在里面遭遇干涉，按理作品已顺利进行了七、八分，没有必要因为一个残缺的句号影响整个作品；追求和谐也一直是自己创作的理想。但所以决定进去，乃是为着一种更大的圆满——创作中，需要消除一切心理顾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进去后，发现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在酒店门口裹足不前，可能多少有些心理障碍，我不得不再次回头把他们拉进来。

   进去瞬间，里面的人群明显表现出一种诧异，大堂襄理立刻过来问我们准备做什么，有什么需要？我回答他我们在做一个艺术活动，他说需要请示一下，我只有接着告诉他我们考虑住店，这就简单了，对于客人，你最多说我奇装异服，只要没有违反酒店规定，就不能阻止我的消费行为。现场很快平静下来。就象画家杨冕体会的那样，商业社会往往有其温情的一面。在大堂水吧，我要了一客28元的红茶，慢慢的品享着。这时，身边原坐着的两个看似体面的生意人，开始用一种不自然的表情观察我，而我正自顾自的给朋友们打手机。离座时，我偷偷用“农民的手”将一包不知哪位客人遗下的柔和七星烟放进兜里。跟着，我来到酒店的卫生间，在马桶上坐了坐，感觉还不错，便又打起手机向朋友们通报此时的感受。出来时，我“农民的手”掏出一张又破又脏的一元纸币递给看守卫生间的服务生做小费。

   来到酒店总台咨询房价，当发现台面是高级进口大理石装嵌时，我开始一边呵着气，一边用“农民的袖子”很小心也很认真地擦拭起来。走出酒店大门，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赫然停在通道，我依然呵着气、用“农民的”衣袖将其擦了又擦（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道家的观点：卑贱是高贵的根本）。最后回到大街上，看见一辆三轮车正蹬过来，我立刻坐了上去，但似乎余兴未尽，邀请一位气质高雅的小姐坐在上面，然后我戴上三轮车夫的草帽，用“农民那只脚”十分卖力的将她蹬了一圈．．．．．．至此，这个被我命名为“一半白领．一半农民”的行为艺术结束，共耗时三个多小时。整个过程没有预先去设计、编排什么动作或行为，也没有招呼摄影人员该如何配合。可能象旁克（也象禅宗），我更看重现场本身，一种自发、本真的行为，尽量让它不受多余的干扰。

罗子丹2007.４.15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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