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扬·盖尔和拉尔斯·吉姆松著《新城市空间》(何人可译)
作者简介:
扬·盖尔(JAN GEHL)
1936年生,建筑师、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建筑学院城市设计系主任,曾在爱丁堡、多伦多,墨尔本、珀斯、伯克莱和瓜达拉哈拉等多所大学讲学,同时在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城市工作过。主要著作有《交往与空间》。扬·盖尔以其在城市设计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国际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帕特里克·阿伯克罗姆比(Sir Patrick Abercrombie)奖。并被爱丁堡的HERIOT-WATT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拉尔斯·吉姆松(LARS GEMZOE)
1945年生,建筑师,丹麦皇家建筑艺术学院建筑学院城市设计系高级讲师,并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际学院任教。曾在纽约、蒙特利尔、鲁汶以及汉诺威等大学担任教职,并在美国、加拿大、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德国、立陶宛以及斯堪的那维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会议和大学的建筑学院作过学术讲座。
新城空间
2000年,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个夏日。一度为汽车所蚕食的市中心彻底改变了面貌。步行街、步行优先的街道,加上朴素而宁静的小巷构成了一个广泛而舒适的步行道路网络。这座城市是步行者的天堂,市区中心的18个广场完全取消了停车位,并将其返还给市民作为休闲活动的场所。它们在吸引着人们进来稍事逗留,进而参与到各种需要空间的公共活动之中。
这座城市为丰富多彩的人际交流活动创造了空间。在过去的50年间,总计达100,000平方米原先用于机动交通的面积被转变为步行者独享的无机动车的城市空间。街道和广场的表面换上了精致的石材,街灯和街头家具也往过修缮。现在,整个城市中心区处处体现出欢迎人们步行和小憩的特色和气息。街道就好象是标志牌:请进吧,欢迎您!散步、驻足,您想逗留多久都行!城市空间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形式和新的内涵。
这种新近回归的城市空间受到人们的欢迎,利用率很高。在6月份,这些街道上到处是步行者,他们在城市中悠闲地倘徉着。事实上,80%经过市中心的交通是步行交通,整个哥本哈根内城已变成了步行者的乐园。在2000年夏天,每个周日有5000~6000位哥本哈根市民利用了为休闲性城市活动所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1500个座位和5000个路边咖啡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让人们小憩。年青人在玩滑板和溜旱冰,而各种各样的音乐家、艺术家和演说家的表演吸引着人们涌向广场。由于这些丰富多彩的露天演出,2000年里夏季的街头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部分的活动属于社会性活动,也有一定比例的活动是娱乐性的。这座城市的新的无汽车空间被用于一种特殊的休闲活动——城市休闲活动,即以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们有机会观看、会见以及接触他人。
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夏季证明了更新城市空间的价值,除此之外,市中心的模式现在也被用于城市周围的住宅区,街道和广场的变化已经启发了新的城市模式,接下来新的生活又被注入到老的住宅区中,同样的模式可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城市中找到。公共生活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就象过去的30或40年间所发生的那样,再度关注公共空间并将城市视为交流的场所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在城市规划和公共空间建筑学方面的显著进步。这种进步形成了城市发展策略和新公共空间设计的中心主题。
传统的公共空间用途:聚会场所、市场和交通空间
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公共空间的用途并非一成不变,但差别是相当微妙的,公共空间总是被用作为聚会的场所、市场和交通空间。城市一直是人们相聚、互致问候的场所,一个关于城市和社会信息的场所,一个演绎重大事件的舞台:加冕典礼、游行、狂欢、庆典、集会、行刑等,不一而足。
城市也是一个市场,商品和服务在这里提供和交换。此外,城市也是通达和联系城市各种功能的通道。人们畅行其中,并将货物运送到各处。
在过去,大多数的活动都有赖于脚力,城市这三种用途之间常常形成良性的平衡。行人能便捷地走到进行约会、交易和交谈的地方,并在途中观赏景致。这种城市的功能是在同一公共空间产生的。
但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三种主要的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新的交通、贸易和交流的方式从根本下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使用城市的传统。19世纪末电车和自行车被引入城市,使人们有了更大的活动范围并使市区迅速扩张。20世纪初汽车的引进使交通模式发生了剧变。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城市中的汽车交通快速发展,公共空间的范围和使用也随之改变。大量的机动交通并没能与把城市用作为聚会场所和市场的传统和平共处,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相互平衡的城市功能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
在20世纪,城市作为市场也经历了剧变。小摊贩逐渐搬进了沿街道和广场四周的商店,然后又搬进越来越大的场商和超级市场,最后搬进了巨型的购物中心,它们远离市中心,即使是市区中设立的购物中心也完全是封闭式的,不再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这类购物中心通常用一条迷宫式的私有步道,联系小型广场和店面,喷泉散布其间,并设有空调,交易就在这种室内飞地中进行。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公共生活”以及购物的顾客实际上受到严格的控制,所有的活动和人际交往受到保安人员的监视。显然,这种市场已经从公共空间中脱离出来,成为了私有的领地。
20世纪也决定地改变了城市作为聚会和信息交流场所的功能。
印刷及电子新媒体的快速而广泛的传播,使得向人们提供有关社区乃至全世界的无穷无尽的信息流成为可能。巡街大声宣读公告的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
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间接交流的手段也不断出现,首先是电报,接着是电话、手机、电子函件和互联网。由小汽车和其他形式的交流通所带来的个人流动,以及廉价的长途旅行为人们相聚提供了新的机会。
城市作为居民相聚的重要场所这一传统作用完全改变了。
我们正处于新千年的起点,一个世纪内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使得哥本哈根市中心公共生活的命运受到特别的关注。许多人乐于来街道和广场,在公共空间中散步和休闲。尽管利用城市的方式有许多发展和变化,但是作为市场和聚会场所,城市依然能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为纷繁的各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补充。
公共空间利用的现状
在过去一个世纪,许多国家的人际交往、集市和交通方式都经历了急剧的变化。考察这些国家中不同的城市和文化模式,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使用公共空间的现状以及城市作为一种公共场所加以利用的条件。简而言之,在历史中的这一阶段,我们有可能考察和描述四种不同类型的城市:
传统的城市——在这类城市中,聚会场所、市场和交通仍然在某种程序上得到平衡。
受侵蚀的城市——在这类城市中,某种单一的功能,通常是机动交通,以牺牲其他城市功能为代价支配了整个城市。
被遗弃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完全消失的城市。
复兴的城市——在这类城市中,人们以极大的努力在城市的三种功能:聚会场所、市场和交通空间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切实可行的平衡。
传统的城市
在中世纪,城镇是以步行交通为前提形成的。街道宜于人们步行,广场的形成也是针对那些需要空间的活动:市场、集会、军队集结、宗教仪式等。
即使在今天,依然有许多城市的结构是在中世纪形成的,这一点在欧洲尤其突出,不少欧洲城市的中心仍有其中世纪的特点,许多村镇也是如此。一些完好无损的中世纪的城市还在以传统的方式运行,威尼斯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中世纪城市和公共空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仍旧非常宜于各种步行活动。这些城市的规模、街道的尺度,沿街道和广场的功能分布以及建筑物的尺度和细部都与人的知觉和运行模式相协调,为行人自然地往来提供了最佳的条件。
多少世纪以来,这类城市的公共空间同时用作为聚会场所、市场和交通空间。在这些城市中,机动交通受到严格限制,我们可以领略到公共空间传统功能的现代版。
受侵蚀的城市
在那些机动交通处于支配地位的老城市和城区,公共空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急剧的改变。
机动交通和停车场蚕食了街道和广场,城市空间所剩无几。随着其他限制和诸如废气、噪声、视觉污染之类恼人因素的增加,城市生活很快就消失了。步行不再是一件乐事,甚至令人望而却步。由于缺少空地和环境恶化,在公共空间中休闲也不再可能。其结果就是在城市中只存在最必需的步行交通,还不得不与行进中和停着的汽车争抢道路,仅有一些极为有限的其他活动存在。
无数的研究业已证明,在城市的质量与公共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
精心设计的、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可以促进丰富多彩的城市活动。吸引人的步行道和沿路的小憩之处鼓励着人们步行,进而触发社会和休闲性的活动。一起漫步还可以激发人们领略城市空间并欣赏周围的景色的兴致。
在被蚕食了的公共空间,大部分的社会和休闲活动都彻底消失了,仅剩下最功能性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步行活动。人们之所以步行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而不是他们愿意如此。
在大多数被机动交通侵蚀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质量如此糟糕以致人们对城市中心唯恐避之不及。
被遗弃的城市
在城市传统走向式微,而汽车文化又在毫无城市规划的节制之下盲目发展的地区,一种新型的城市出现了。这种城市没有历史的模式,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步行交通被抛弃或受到压制,传统上与步行交通紧密联系的许多其他公共空间的活动完全消失。公共空间中的公共生活荡然无存。尽管这类城市主要是在北美,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有此类城市。城市中心是一片沥青的海洋,建筑的室外空间充斥着停车场。步行十分困难而且也似乎不切实际,因为步行距离太远,而且步行者所要经过的环境十分丑陋、肮脏甚至危险。这种城市本来就不是为步行者设计的,在市中心和住宅区根本就没有人行道。所有的城市功能都已演变成为驾车者专用。交通以及生活本身在这种车轮上的文化中完全依赖于汽车,很难想象这种城市策略的总体后果,但是,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即对汽车的过度依赖意味着那些因年龄太小或太大不能驾车的人,以及因身体残疾而无法驾车的人只能过一种靠别人才能出门的生活。事实上,小孩一直要等到16岁取得驾照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
要从停满汽车的路边商店购物,人们不得不每次都要驾着车到处寻找泊车位。另一种选择就是去城市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去购物。只有这种购物中心才有可能从停车场步行去商场;进入室内步行街。
作为一种对抗地区性购物中心,保持城市中心的繁荣和功能的策略,许多城市尝试了适应于汽车文化的新型购物环境。在某些城市,商店被迁移进市中心的室内中庭或购物长廊之中。多伦多的伊顿(Eaton)中心就是一个实例。
其他的一些城市,如卡尔加里、温尼伯、明尼阿波尼斯、亚特兰大等城市建设了架空步行道。这是一种人行天桥系统,高于街道上空一到两层楼,它们将设于市中心建筑物中的商店联系起来。步行者被提升至高处,可以在每一栋楼之间通过室内步道往来,既无风雨侵袭之虞,不也必穿越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
第三种位于市中心的购物环境是所谓的“地下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伦多, 日本的名古屋、大阪、札幌等城市都有这样的现象。这些城市建造了和地铁站融为一体的购物中心网络,并有步行道与市中心建筑物的底层相连。
上述购物中心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私有的,并且在上班时间之外关门。由于这些中心都是商业性的,步行活动及其他城市活动都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这类标准化、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并没有为城市生活的多样化、民主性和幽默感留有任何余地。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步行或骑自行车,一个有趣的公共健康问题也在这类城市中凸显出来。许多市民身体超重,健康状况堪忧。一部分市民试图通过午休时间的运动或者在健身中心打发时间来解决这一难题,要么干脆买上几件专为满足此种需求而设计的健身器械来锻炼身体。对于那些既无条件也无兴趣参与健身活动的人群来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抛弃了步行交通和公共空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公共生活,这必然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复兴的城市
在过去30~40年间,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关注再度兴起。这是对日益恶化的公共空间及公共生活条件的直接反应。许多城市正致力于给予步行者及城市生活更多的关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居然是源于购物中心,尤其是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首批购物中心建成,为了将顾客从汽车中吸引出来,专心致志地购物,禁止车辆通行的步行购物街应运而生。欧洲最早的一批步行区建于20世纪50年代,例如林巴恩(Lijnbahn)区就是当时在饱受战争创伤的鹿特丹市建立起来的。许多德国城市的重建也是在同一时期,起点也都相同。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各地的其他一些步行区相继建成,其中就有始于1962年的哥本哈根市中心的步行街。步行街的确方便了人们在市区的活动,但其初衷却是为了方便人们购物。
将公共空间用作为社会及休闲空间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得到了加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城市在这方面的发展,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者也做出了贡献,他们指出了城市公共空间中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城市质量与城市生活的范围和特点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一阶段受到关注。特别是在欧洲,传统是非常重要的灵感之源。许多欧洲城市继续保持着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及休闲活动场所的生动传统。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越来越多的步行街、步行区及宁静的广场被建立起来,在主要城市中,许多街道的步行条件得到逐步改善。人行道被拓宽,并增加了街头家具、花坛和树木。
城市交通状况的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始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交通膨胀的停顿使人们可以有计划地努力限制汽车对城市的蚕食,并以各种方式确保在机动交通和其他形式的交通之间建立更好的平衡。在这一时期,新的公共空间的概念取得了突破。这些概念源自于狭隘的商业利益,但现在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以合理的方法为步行创造空间和条件,并确保社会性和休闲性的城市活动有发展的机会。
尽管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许多城市率先将汽车从城市中心清除出去,为步行者营造了更为宁静、安详的条件,但最大的成功却是来自巴塞罗那,该市从1980年开始以一种协调的公共空间政策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城市空间概念。在此前的50年中,所有的城市空间都被汽车占据,城市不得不为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回归而奋争。正是在巴塞罗那,“复兴的城市”这一概念诞生了。就其理论和特定的建筑学模式而言,巴塞罗那的公共政策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巴塞罗那所发生的事情正是20世纪最后20年这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阶段的起点。在这个阶段大量优秀的城市空间被创造出来,原有的城市空间也得到更新,以确保新的公共生活有良好的公共空间。
如果我们对近几十的来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就会清楚地发现一些欧洲城市有重要的影响。就发展策略而言,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城市率先在城市空间的新形态上进行了试验。最近,许多中、南欧的城市也在效仿它们。
拒绝汽车,为城市创造更好的条件仍然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美洲、北美洲、亚洲和澳洲都能找到相似的城市发展战略。由于这些地区的一些城市,如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和巴西的库里提巴市(Curitiba),也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不应再将公共空间的战略看作为欧洲独有的现象。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衰败的、被侵蚀的和被遗弃的城市,也都存在着许多通过吸引居民回归并利用公共空间而复兴的城市。
同一文化圈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显著差别提示了另一个有趣的普遍现象,即大多数城区的改善是由热心的个人或团队倡议和实施的,市长、市议会、政党或者专家、政治家、民意代表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都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把城市空间作为理想的、明确的城市战略的重心。
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些城市中,各方面的因素,如交通安全、交通模式的改变、公共卫生、节约资源、减少噪声污染等,是综合考虑的,并努力加强城市作为民主论坛的作用。在各种思想和政治意愿能共同努力去达成上述目标的地方,城市必然会成为市民生活和休闲的乐园。
新的公共空间创造新的生活
尽管我们关于新城市空间与公共生活的研究是以哥本哈根市中心某一个夏日为引子的,但它只是众多城市政策导向提升城市品质的实例之一。机动交通、噪声和其他污染已经大大减少,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得到了加强,公共生活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兴盛起来,这些都是30年前不可想象的,可谓今非昔比。这并不是老的城市传统的翻新,而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对公共空间中的新生活的巨大兴趣和付出的努力肯定是极有价值的。
与许多间接的交流和分散的私密空间相对照,人们有机会得到自己的直接感受,并与周围的环境直接交流是很有吸引力的。信息社会使城市这一聚会场所具有了新的含义和新的重要性。
正是这些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构成了城市设计的主题。
导读:
哥本哈根一直是城市复兴的希望所在,也是为数不多的人性化欧洲城市的典范之一。在过去的30年间,哥本哈根致力于对广场和街道进行精心的、坚持不懈的改善,为城市提供了一系列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哥本哈根为研究和描述当代社会中公共空间的新角色和新形式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公共空间的建筑学处理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但不应忽视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生活与公共空间的互动关系。将城市视为聚会的场所以及将公共空间作为促进交往的设施的观念,是评价城市和公共空间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四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分析和比较,作者力图使人们了解如何去分析、界定和设计那些构成一个富有生气的城市所必需的基本要素,这样的深入探讨是极有指导意义的。
扬·盖尔和拉尔斯·吉姆松坚信市民素质以及它所激发出来生命力和人性的重要性,这既体现在有组织的大型城市活动之中,也体现在小型的、自发形成的活动之中,两者共同创造了一种丰富而多样化城市生活。城市在我们的时代依然是人口聚集的中心,因为它们能为工作提供便利,为我们的文化发展提供动力。城市是交流、学习和发达的商业活动的中心,它们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也汇聚了物质、精神和创造的能量。城市有极为多样化的活动和功能的场所:展厅、音乐厅、剧场、酒吧、教堂、商店等等。本书所赞颂的是各种年龄、种族、文化和活动的交汇;共性与个性、熟识与陌生的融洽;宏大的空间加上简朴的路边咖啡椅给城市带来的生气;公共广场中不经意的活动以及工作场所、住宅、商店之间的综合所构成的生动的社区。
无论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城市中心的衰败现象正受到关注,但大的城市聚会和交往场所仍在受到机动交通不断的蚕食。毫无节制的交通对城市生活造成了破坏和侵扰,公共空间变得非常危险,空气污染也日益严重。社区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居民大量地逃离市中心。城市的精髓——人文活力——丧失殆尽,只留下城市的躯壳和萧条的社区。
《新城市空间》一书可以被视为扭转这一趋势的力作之一。为了追求富于想象力的城市设计,我们可以将哥本哈根的复兴作为我国许多城市改造的范本。这些城市迫切需要类似的技巧。如果确信精心设计的城市是唯一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扬·盖尔和拉尔斯·吉姆松的研究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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